老上海新聞的真融資相與八卦
  在近代新聞理念的熏陶與支配下,鮑威爾主政《密勒氏評論報》期間,始終堅持不偏不倚,勇於擔當,視真實為生命信用貸款的新聞理念。
  撰稿|薑龍飛
  開埠前的上海,清政權氣數將盡,無論士紳階層還是市民階層,對於時局或新鮮事物的諸多信息是越來越關註了,但這些來源得不到核實的消息一般只在坊間流傳,承擔信息傳佈功能的關鍵字廣告事物主要有:茶館、書場和竹枝詞。
  竹枝詞的歷史要追溯至唐宋,上海竹枝詞的真正發展從明代開始,明代顧彧編纂過第一部《上海縣誌》,他也是竹枝詞名家,他的《上海竹枝詞》迄今猶存,其中的“黃浦西邊黃渡東,新涇正與泗涇通。航船昨夜春信用貸款潮急,百裡華亭半日風”,生動記述了往昔上海風光。
  到了清代,隨著上海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文人們熱衷於用竹枝詞進行反映,連不少有聲望的士大夫如錢大昕、王鳴盛、王鳴韶等也積極加以提倡,因而使之盛極一時。隨後影響最大的當數張春華的《滬城歲事衢歌》和秦榮光的《上海縣竹枝詞》,它們保存著許多在正史里無法找到網路行銷的珍貴地方資料。
  上海開埠後,雖然還有《別琴竹枝詞》、《滬游竹枝詞》、《滬江商業市景詞》等餘緒,詞韻生動流暢地描寫了上海的畸形繁華和形形色色的怪現象,但從嚴格意義上說,它們還不是新聞報道,充其量是紀實類文藝作品,直到新聞性報紙、雜誌進入社會生活,人們才有了“一紙在手,觀覽天下”的便利與習慣。
  《北華捷報》捷足先登
  “印刷術是中國早就有的;但是,只是為了付印而且只有通過付印才成其為作品的那種印刷品(尤其是報紙和期刊),卻只是在西方纔得以問世。”仿佛為了給馬科斯·韋伯的論述添加一個歷史註腳,就在上海的門戶剛剛對西方打開不久,租界的洋人們便把被他們命名為“作品”的印刷品,慣性地移植到了上海。
  1850年8月3日,一份英文周刊《北華捷報》在上海創刊。這一年,據租界統計,上海只有可憐兮兮的210個外國人,而且未必全懂英文。號稱亞洲第四通商大港的上海卻還是破天荒地有了第一份可稱為新聞傳播媒介的連續性定期出版物。
  為210位個體辦報,洋人對信息的倚重、對知情的渴求,由此可見一斑。
  既有“北華”,肯定少不了“南華”,這一地理界分源自最初在廣東登陸的那一批西方僑民。他們以自我為中心,把他們落腳的廣東以及附近區域,稱為“南華”;與此相對應,則將廣東以北、包括上海在內的廣大區域定位為“北華”。至於“捷報”,顯然不是指“勝利的喜訊”,而是指“快捷的報告”。
  1864年7月1日,《北華捷報》又推出英文日報《字林西報》,前者改為日報的每周增刊。
  第一份中文報紙出現在《北華捷報》登陸上海灘11年後。1861年10月,由英商字林洋行業主達倫創辦的《上海新報》呱呱墜地。這是一份由外僑編印,專供華人紳商閱讀的商報。論資歷,它比《申報》還早11年。
  《上海新報》初創時也是每周一刊,到了第二年的5月7日,才改為每周發行三次,即周二、四、六日出版。到了1872年7月2日,再進一步,發行日報,除星期日,每周出六期。這張報紙的開面比現在的4開小報稍長,寬窄則基本相當。
  《上海新報》在發刊啟事中稱,“所有一切國政軍情、市俗利弊、生意價格、船貨往來,無所不載”。當時正逢太平軍興,蘇浙皖一帶,“長毛”與清軍彼此拉鋸,激戰正酣,雙方呈膠著態勢。為躲避戰亂,上海租界滯留了大量來自長江中下游及浙閩等地的難民,其中很多富貴人家。這些人對時勢政局、軍事動態,以及家鄉情況,都格外關註,對商情商業也十分上心,讀報便成為他們獲取信息最重要的手段。《上海新報》適時滿足了他們的需求,可謂生逢其時,很受歡迎。
  早在當時,《上海新報》就已自覺使用“信息”這一字眼,如“外國新到信息”,“外國信息”等。為迎合商紳人士素喜扮演消息靈通人士、即所謂“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的心理需求,《上海新報》廣闢信息渠道,博採兼收,以吸引閱讀。舉凡工部局公告、會審公廨判決、海內外要聞、本埠重要社會新聞、評論、讀者來信、商品介紹、中外人士招聘求職告白、代辦保險匯兌、船艘搭客等,無所不包。這種非常實在的致用操作,讓商紳們在享受信息,滿足精神饑渴的同時,也培養了吸納意識和廣告意識,學會瞭如何使用信息。
  華人的來信和自由投稿,亦成為版面上最具親和力的內容。例如當時在江南文人中頗為流行的滬游筆記(即觀光散文)《租界“不夜城”攬勝》、《十里洋場走筆》之類,時不時會在報紙上露一小臉。1870年4月23日(早於《申報》創辦兩年),《上海新報》還破天荒首次刊登了民間人士創作的竹枝詞,使這種具有民謠風格的詩體文字,登上了大雅之堂。
  《上海新報》開風氣之先,使中國文人自刻自刊自印自發的文墨傳播形態,從此轉換路徑,文章面世與否的命運安排,從個人之手,交由公共傳播媒介定奪。文人的創作,“只有通過付印才成其為作品”,才有資格進入大眾視野,否則就是自娛自樂,充其量半成品而已,得不到社會承認。而社會,也就是受眾——受眾的口味第一次成為鑒別優劣的尺度。
  循此路徑走去,報紙的“公器”面孔一步步澆築定型。
  主編《上海新報》的,一直是幾位西籍教士,第一任叫華美德,第二第三任分別是傅蘭雅和林樂知,都是精通漢語的中國通。另有一位中國助編董明甫,據說也是身手不凡。
  作為《申報》創辦之前上海租界唯一的綜合性中文傳媒,《上海新報》這種持續10年的發蒙力推、倡導熏染,使租界中上層華人逐漸養成了讀報的習慣,為後繼者《申報》的傳播,開創了相對成熟的消費氛圍和文化習慣,也為日後上海各類報刊大量涌現,並最終占據中國新聞出版業的半壁江山奠定了基礎。
  《蘇報》案的警世啟示
  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申江新報》橫空出世,成為《上海新報》最強勁的競爭對手,並且只用了半年就將對手擠垮,成為當時上海唯一的中文商業報紙。但是,從這位新秀的名稱上,仍不難看出它對老大哥的致敬和模仿,儘管它後來簡稱為《申報》。創辦人是同治初年來華經營茶葉絲綢的英商安納斯脫·美查,因為後來生意不好,乾脆改行,和他的三位友人,集銀1600兩,創辦了這張報紙。其後雖白雲蒼狗,累換業主,仍香火因緣,不甘歇擱,直到1949年5月27日停刊,前後經營78年,總計出版25600期。
  由於採取了本土化的策略和親民路線,初創的《申報》在幾位華人主筆和館員的努力下,很快脫穎而出,銷量從起初的600份,到1889年美查離開時,增加到6000份。周期也從第五號開始,改兩天一刊為每日刊(星期日休刊)。
  在近現代上海新聞史上,《申報》這座平臺上不僅矗立起史量才等一批風骨與才情俱佳的報人,更有眾多轟動一時的創意,讓上海人刮目相看。
  1882年10月,《申報》以電報傳送北京順天鄉試榜文,次日公開見報,引起轟動;1908年光緒去世前幾個月,《申報》密切關註其病情變化,獨家連續報道達30次以上,多次刊出御醫入診的“脈案”和藥方。言之鑿鑿,不由人不信。11月16日,《申報》以最快的速度,獨家發佈光緒駕崩電訊:“上病大漸,今日(14日)酉正二刻升遐。”同時附一按語,以示其權威和謹慎:“此電於前夜接到,因恐不確,未錄昨報。”
  《申報》歷同治、光緒、宣統三朝及民國,舉凡俄國十月革命、中法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四一二”叛變等中外大事,悉數無遺。還有大量市井瑣聞、社會事件,如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楊文道冤獄案等,也經它披露而錄以為史。
  1876年3月3日《申報》創辦的通俗副刊《民報》(周三刊),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白話報紙。
  1884年5月8日《申報》旗下中國第一份時事畫報《點石齋畫報》(旬刊)面世,同時另設申昌書局並出版《古今圖書集成》等,開創多種經營之路……
  不可否認,《申報》行世78年,存史居功厥偉,但所刊觀點是否都客觀、公正,尚須另外計較。例如對《蘇報》案的報道。
  《蘇報》原是日本駐滬總領事館在上海註冊的一份報紙,因格調低劣頻遭法律杯葛而被迫關張。1898年後,被湖南衡山人陳範買下接辦。此人原為江西鉛山知縣,因教案被清廷革職,移居上海。陳範對晚清腐敗的政治格局憤恨不已,接手後便主持《蘇報》朝時政轉軌,宣揚排滿興漢,其每日社論統由蔡元培、章太炎、章士釗、吳稚暉等人執筆,標榜“以鼓吹革命為己任”。
  嗣後,適逢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政見書》先後出版,《蘇報》於是從1903年5月27日到6月29日,首推鄒容《革命軍自序》,繼而以章太炎《革命軍序》一文壓陣。連篇累牘的造勢,使《革命軍》的知名度一提再提,老少咸知,不脛而走,占清末革命書刊發行量第一位。
  《革命軍》全書兩萬多字,暢論“革命必剖清人種”、“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亟言社會已處於“不可不革命”的形勢之下。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也是辭鋒銳利,對康有為等保皇一黨痛加批駁,直斥光緒皇帝是“載恬小丑,未辨菽麥”。《蘇報》在推介該書時稱:“凡我漢種,家置一編,以作警鐘棒喝。”
  《蘇報》此舉極大地傷害和動搖了清王朝的意識形態,引來仇視自是必然。然而,《蘇報》位於漢口路20號,是公共租界的地盤,上海道袁樹勛對之雖恨得牙根癢癢,但礙於洋人的“租界治權”,無法直接下手,只好一再催促租界干預。1893年6月30日,租界巡捕房在得到地方政府“租界之案在租界審辦”的承諾後,方纔答應“酌行”,逮捕了章太炎。第二天,一直藏身虹口一傳教士家的鄒容聞訊後自動投案。
  逮人一事雖已酌辦,但隨後在關於封閉報館與引渡案犯等問題上,租界同清政府產生了嚴重分歧。雙方出於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利益考量,各持己見,互不相讓。按清政府原先設想,欲將鄒容、章太炎“一日逮上海,二日發蘇州,三日解南京,四日處極刑”。然而,租界當局並不認為鄒、章等人罪該當誅,遲遲不肯移送案犯,從維護列強在華的治外法權和租界自治地位的角度考慮,他們也不願聽命中國政府。
  租界的一系列決斷使清政府大為惱火,據說上海道袁樹勛甚至企圖用武力劫持鄒容、章太炎。無奈之下,袁樹勛下令會審公堂停堂,以拒絕審理涉及租界的一切案件為要挾,租界當局這才作出讓步,出動警力封閉了蘇報館。但對“移送”鄒章二人的要求,則堅決不肯讓步,並且一意孤行地按西律,對二人分別作出了監禁2至3年的判罰。後來,被判3年監禁的章太炎於1906年6月29日刑滿出獄後東渡日本,獲刑2年的鄒容卻不幸於刑滿前一個半月(1905年4月3日),瘐死西牢(今提籃橋監獄)。
  有事實證明,《申報》在對《蘇報》案的報道上,因立場觀點的不同而站到了為國人所唾棄的那一方。這是它的宿命。
  《密勒氏評論報》的“紅星”
  與《點石齋畫報》的“八卦”
  1917年2月的一個雨天,一艘剛剛抵滬的貨輪緩緩靠上了虹口碼頭,船橋上走下了前不久剛剛辭去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講師職位的約翰·本傑明·鮑威爾。他是應新聞學院院長W。威廉的推薦,來上海幫助前校友密勒創辦《密勒氏評論報》的。
  同年6月9日,《密勒氏評論報》創刊,報社編輯部就設在蘇州河北岸的禮查飯店。這是一份面向英美讀者的英文報,“通常有40-60頁”。兩年後,密勒退休,鮑威爾由編輯接任主編。
  1923年5月5日晚,鮑威爾在從南京前往北京採訪的火車中,親歷了著名的“臨城大劫案”,同一批來自美、英、意、法、墨及羅馬尼亞的友人,被劫持到一個名叫抱犢崮的土匪窩達兩個多星期。其間他托當地村民偷偷帶出的“匪窟內幕”系列報道,除了在《密勒氏評論報》上刊登,還為世界各地報刊廣泛傳播。
  1941年12月20日,鮑威爾被以“國際間諜”罪遭侵滬日軍逮捕。同期被捕的還有美聯社的莫裡斯·哈里、《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維克多·凱恩、英文《大美晚報》主筆弗雷德·奧柏和老資格的英國編輯兼批評家、專欄作家伍德海特等。
  5個月後,當雙腳已患上嚴重的感染性壞疽死的鮑威爾離開監獄的時候,已經虛弱到了“和長期絕食的印度聖雄甘地很相像”的地步。
  鮑威爾後來在自傳《我在中國的二十五年》中,追述了他在遠東的這兩次劫難。宣稱:“我愛中國土匪,不愛日本士兵。”
  在近代新聞理念的熏陶與支配下,鮑威爾主政《密勒氏評論報》期間,始終堅持不偏不倚,勇於擔當,視真實為生命的新聞理念。他曾授權特約的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延安,並從1936年11月14日起,在該報首先連載斯諾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西行漫記》(即《紅星照耀中國》)和《毛澤東訪問記》。鮑威爾未必信奉共產主義,但就一個新聞人而言,真實就是最大的道德。
  1947年鮑威爾病逝於華盛頓,他的兒子小鮑威爾接替了他的工作。也就是說,上海解放後,美國人辦的報紙仍然在紅色中國的土地上正常出版發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唯一仍在中國大陸發行的美商媒體。在解放初期中外信息隔膜的狀態下,《密勒氏評論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傳播有關中國最新消息的途徑,向海外讀者講述了“在這塊古老土地上正在進行的新文明建設中所發生的有趣的和重要的事情”。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該刊揭露美軍在朝鮮戰場施用細菌武器等罪行,美國政府對其實行禁郵,使之缺少經濟來源,不得不於1953年6月停刊。後來,小鮑因曝光美軍使用細菌彈而遭美國政府起訴。
  同樣事關真實,早在創刊初期的《點石齋畫報》,卻因一招不慎而蒙羞,這對中國的新聞從業人員而言,也是一場深刻的教訓。
  1888年,《點石齋畫報》連續刊登三則關於西方人如何對待屍體的圖說。第一則:《縮屍異術》。稱美國名醫苦孛而,能用特製藥水,將新屍縮小到“長僅一尺五寸,闊一尺二寸,厚一寸三分,其堅如石,歷久不腐”,盛殮攜帶都方便。“此法一開,而新鬼雖大不足恃矣”。第二則:《格致遺骸》。稱蘇格蘭科學家發明瞭一種將屍體熬油,製成鹼屑;將骨頭粉碎,化為肥料的格物(屍)致用之術。第三則:《戢屍類志》。說是巴黎城外某寓所,橫陳無頭屍體一具,手握一紙,上書系自殺云云。數日後,鄰人在200裡外發現了他的腦袋。經細查,原來此人先將腦袋拴在一個大氣球上,然後割脖子斷頸,氣球遂自動升空,把腦袋拖走,掛上一棵大樹梢;另一人更絕,也是自殺而死,死前腰揣10法郎,立遺囑欲以此金酬人,請人將其屍體切塊,送動物園,“願各獸嘗吾肉之美則無憾矣”。
  圖說發表後,引來一片嘩然,歐美各國駐京使臣緊急磋商,聯袂行動。1889年1月15日,清廷總理衙門收到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遞送的外交公函,就《點石齋畫報》所刊圖說,代表德國及美日英俄法比西(日斯巴尼亞國)八國,提出抗議和交涉,要求畫報公開道歉(“認咎之語宣入報中”),並要求“地方官令該華人不得再有捏造之報”。
  總理衙門接函後,當即知會上海道府,道府轉飭租界審判機構會審公廨,派中方讞員(法官)負責查辦。畫報雖辯稱各畫均取材新聞,並非憑空臆造,但“嗣經確探,始知事出子虛”。1889年2月19、20、21日,點石齋連續三日在《申報》、《滬報》刊登中文“告白”,隨後將譯稿交2月23日《字林西報》、《晉源報》,再以英文“登報聲明前誤,以釋群疑”。
  此案既出,不僅對《點石齋畫報》是個教訓,在近現代中國新聞史上,也是一個沉重的警示,不無啟迪。此後,縱觀上海的主流媒體,特別是民營的、主張中立的報刊,在客觀性方面做得還是相當不錯的。
(編輯: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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